第四百七十六章 民风不善教化不明（2 / 3）

大明，中西方的文化开始交流的时候，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礼法，从根子上，找到了社会模式运行的不同。

罗马在探索的路上，其实也经历过科层制和家族制的探索，也非单纯的家族制，但是父权始终凌驾于法权，所以他们需要宗教，而且需要一神教，然后权力和神权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。

但是大明朝是宗族制和科层制并行，就出现了反复拉扯的情况。

胡濙站了起来，情绪有些激动的说道：“班固曰：大率十里一亭，亭有长；十亭一乡，皆秦制也。”

“秦制为令民为什伍，而相收司连坐。”

“秦汉都是十家编成一什，五家编成一伍，互相监视检举，一家犯法，十家连带治罪。”

“曰：里正之等，亲管百姓，既同里閈闬，多相谙委。里正、坊正，职在驱催。按比户口，课植农桑，检察非违，催驱赋役。”

“唐为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。四家为邻，五家为保。在邑居者为坊，在田野者为村。”

“有载：制、敕、册、令、教、符。尚书省下于州，州下于县，县下于乡，皆曰符。符下县，县帖乡，分付里正。”

朱祁钰明白胡濙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。

秦汉唐都有严密的基层组织，商鞅的搞出了什伍连坐法，秦汉都是如此，而且连坐处罚。

而唐朝是里乡法，百户为一里，五里为一乡。

唐有六种公文，其中的符就是专门下到县里，县里出贴给乡长、里正、村正。

大唐皇权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级之中。

比如杜甫的就有「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」的描述，而杜荀鹤在也说「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计避征徭」等等。

大唐的诗人在诗词中勾勒出了整个大唐，而大唐的官僚们在议中，也在描画大唐的模样。

宗族制和科层制是在斗争中反复螺旋上升的，而且大明的皇权始终大于家长权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

即便是在天启年间、崇祯九年之前，也能把征辽饷收齐。

鞑清一直到光绪年间，都在收征辽饷，而且不换名目，就这个名字。

鞑清收征辽饷要征伐辽东吗？

我征我自己？

其实并非完全的皇权大于家长权，本质上是大一统之下的公权大于私权，朱祁钰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。

朱祁钰十分确定的说道：“大明不也有百户为一里，六里为一乡，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，甲首、里正、掌令官三级乡野管理农庄的管理吏员，已经运转整整五年了。”

而且在掌令官手中，还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卫所儒学堂的军生，一个是义勇团练的队正。

大明的农庄法已经推行了五年的时间，是基于刘伯温军卫法的升级。

朱祁钰一直想加个妇女主任，但是没有根基，确切的说，没有实现的办法，设一个妇女主任，也没活儿干。

劳动使人自由。

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农庄法的目的，是恢复人口。

山外九州、京畿、福建因为兵祸，导致了人口大幅度衰减，朱祁钰只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军卫法，来恢复人口。

一成半的藁税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

新辟之地的靖安省，河套地区的农庄法，也是恢复人丁，渠家人和瓦剌，搞得实在是太过于天怒人怨。

后来的农庄法，朱祁钰并没有全面推开，而是除了山东之外，各地官田设有部分的农庄法，这些农庄法就是鲶鱼的作用，是朝廷的公权和宗族私权的拉扯。

胡濙坐在了凳子上无奈的说道：“两京一十六省，只有京畿、福建、靖安，全面铺开了农庄法，山西部分、贵州部分，其余都是小范围的试点。”

朱祁钰看着胡濙的颓然，十分确切的说道：“胡尚书，农庄法不是万能法，它能解决的只是人口大范围凋零，恢复人丁是很好用的，但是…它最终会败坏掉的。”

“按劳分配其实并不公平。”

“这个解释起来太麻烦了，但是胡尚书还记得朕让你删除了那句万世不移之法吗？”

“世间本就没有万世不移之法，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法。”

“每一个不同时间，总是有不同的问题，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。”

“现在的宗族出现了，或者说公权和私权的矛盾，应该如何解决，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”

朱祁钰从来没有在盐铁会议上总论过分配二字，朱祁钰要解释清楚按劳分配并不公平，是极为困难的。

但是公权和私权产生了矛盾，出现了种种群魔乱舞的现象，胡濙通过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王直和他自身的经历，鞭辟入里的从根源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。

那么，如何解决呢？

“现阶段，根本不可能消灭宗族。”朱祁钰提醒了一下胡濙。

无法消灭宗族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大明现阶段下无法消灭皇帝。